晚清时期对“蜀学”一词的使用，值得注意的还有两个例子。其一是光绪十四年（1888年）冬初刊的《蜀学编》。此书原为尊经书院两位学生方守道、童煦章所辑课艺，原题《蜀贤事略》，经曾任四川学政的直隶宁河高赓恩（1841—1917）与尊经书院山长伍肇龄（1826—1915）增补而成。此书收集四川历史上“心术、学术不诡于正”的学人，辑录其事迹，参考的范本是《关学编》、《洛学编》、《北学编》等著作。这里的“蜀”标定的毋宁是“四川”这一地域范围，近乎宋育仁等人的用法。特别要提出的是，《蜀学编》的编纂虽由高赓恩发起，意在训士，而编者多为蜀人，更多一重地方认同之感。伍肇龄在序中就说：“由是敦崇四教，以上溯邹鲁渊源，将张、魏所诣，尚可扩充，岂徒以扬、马文章夸冠天下哉！”[114]显然，伍氏对川人为学“徒以扬、马文章夸冠天下”甚不以为然，在他看来，此编是要通过对“蜀学”渊源的发掘，以振拔蜀地士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