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是清初有很大影响的史家，他们的著作始终受到后人的重视。比他们稍晚的唐甄（1630—1704年）、顾祖禹（1631—1692年），分别撰有《潜书》和《读史方舆纪要》，亦各为历史批判和经世致用方面的力作，都是具有总结性的撰述。
二、历史考证的辉煌成果
王鸣盛（1722—1797年）的《十七史商榷》、赵翼（1727—1814年）的《廿二史札记》、钱大昕（1728—1804年）的《廿二史考异》、崔述（1740—1816年）的《考信录》，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他们都活跃于乾、嘉时期，是“乾嘉学派”历史考证的几个中坚人物。他们治史的宗旨，可以用钱大昕说的一段话来概括：“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11]。
王鸣盛、赵翼、钱大昕三人的历史考证，有共同的地方，也有各自的方法和特点。《十七史商榷》一百卷，所考证的史事上自《史记》，下至《五代史》，因其包含《旧唐书》和《旧五代史》，故实为十九史之所记。王鸣盛自序其考史内容和方法是“改讹文、补脱文、去衍文，又举其中典制事迹，诠解蒙滞，审核踳驳”；所谓“商榷”，是“商度而扬榷”。这里包含史书文字方面的考订和史书所记典制、事迹方面的铨解与审核。王鸣盛还认为：“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作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焉而已矣，外此又何多求邪？”[12]他说：“议论褒贬”的对象，是史家所记的典制、事迹，即客观的历史内容，而对于史家如何纪录历史，他的议论褒贬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