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苦的出身、乡村生活和乡土教育是莱希维恩与陶行知生活道路的三个相同的起点，也构成了他们人生历程的基石。他们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产生了相同的作用，民众的身影和故乡的景象令他们终生难忘。这一切对于他们来说也“注定了牢牢地植根于故土和自然生活”，增强了“对全体民众及其共同命运的情感”。[311]
这里须指出，莱希维恩所提到的所谓“乡土民粹教育”与20世纪初的德国与青年运动密不可分。那时以“游历鸟”为象征性标志的社会文化运动是一种反抗，反对威廉二世时代专制学校和社会制度中那些刻板僵化的规矩。在“游历鸟”运动当中，年轻的莱希维恩与其他“游历鸟”伙伴们一起徒步远游，以自然的方式生活，采集民间艺术、民歌、民族舞蹈。在他懵懂的意识中初次感受到了“德意志民族的特性”，并力图借此形成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精神面貌。莱希维恩本人对这种乡土民粹教育的有益影响这样总结道：“在青年运动中和伴随着青年运动一起成长内在地主导着我在战前的生活，使我的乡村生活得到了恰当的补充，从某种意义上说，得到了完善。”[312]
然而，陶行知最初在多所乡村学校受到的教育绝不能称之为“乡土民粹教育”，因为当时的教育从内容到方法都还是儒家传统式的。教育依旧是用来培养忠顺的国民，或是造就维护基于儒学伦理的社会制度的精英。在教育实践中，依旧充斥着机械背诵和笼统接受儒家信条。虽然自19世纪晚期，以康有为（1858—1927）[313]为代表的一批社会贤达力图通过引进自然科学和外语学科进行学堂现代化，并以此改革传统的学校体制，但是直至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之前，传统的教育体制几乎没有多大改观。对于多数年轻人而言，上学读书依然还意味着是步入“士大夫”特权阶层和成为统治阶层官员的途径。陶行知儿时在这种传统学校中有过负面的切身体验。但幸运的是，这不是他所接受的唯一的教育。乡间的生存环境、农田的劳作，尤其是从小就同农民朝夕相处大大地开阔了他的心胸，有力地促进了他对劳动人民疾苦和需求的了解，同时也为他日后对中国教育传统和杜威的教育理论的改造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