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有些专以经史射策为务的太学生，也“不以举荐为意”，反专心于“今古用兵成败之事”，有的因精于用兵命将的韬略而很快升迁。贞观中，举明经科的裴行俭，就喜闻用兵奇术，深精“安置军营、行阵部统、克料胜负”之谋，以文武兼资得以经营边疆、立功塞外。[41]再如擢进士第的娄师德，高宗时也积极表请征吐蕃，因颇有战功，擢升很快，后竟“自专综边任前后三十余年”[42]。
唐代知识分子突破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观念，纷纷投笔从戎，希望通过立功边塞来建功立业，像崔行功、元万顷、陈子昂、岑参、高适等都曾亲身从戎，远历边陲，报效于边镇幕府。像张昌龄进士及第后仍出塞昆仑，“破卢明月，平龟兹，军书露布，皆昌龄之文也”[43]。从初唐到盛唐，知识分子出入边塞、习武知兵的责任感与荣誉感成为一种社会氛围，即使没有经历过大漠苦寒的军旅生涯，也纷纷以战争景象、边地异俗作为创作内容。刘希夷、李颀、王昌龄、王之涣、李益等都是“善为从军之诗”的代表，从而形成盛极一时的边塞诗派。杨炯著名的五言律诗《从军行》中喊出“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心声，反映出这一时代文人的精神风貌。[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