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么耽搁，三天过去了，已经大大地超过了伯尔尼人限我离境的那二十四小时，我深知他们心狠手辣，正不知他们在我通过该邦时会如何刁难，适值尼多的大法官先生前来，为我解了围。由于他极不赞成那帮大人先生的粗暴行径，而他平素又豪爽仗义，所以认为应该公开表明他丝毫没有插手这事，并且毫无惧色地走出自己的司法辖区，跑来比埃纳拜访我。他是我临走的头一天来的，而且并不是微服私访，而是故意张扬，官服正襟，坐着专用马车，带着自己的秘书，并给我送来一份以他的名义签发的护照，好让我从容不迫地通过伯尔尼邦，不用担心有人刁难。他的来访比护照还要让我感动。即使他拜访的不是我而是别人，我也会为此而感动不已的。为呵护一个无端受压的弱者而如此勇敢，在我心中留下了强烈印象；远非其他任何事情可比。
最后，我好不容易雇了一辆马车，第二天清晨，在荣幸地见到该来的代表们之前，甚至在见到泰蕾兹之前，我便离开了这片嗜杀成性的土地。当我以为要在比埃纳住下时，我曾写信告诉泰蕾兹，让她前来会我，可我已来不及写几句告诉她我已新灾难临头了。大家将在我的第三卷[23]——如果我还有力量写的话——中看到，我是怎么原以为要去柏林，而实际上却去了英国的，看到那两位一心要摆布我的夫人，施尽阴谋诡计，把我从她们鞭长莫及的瑞士赶走之后，又是怎样成功地把我送到了她们的朋友手中的[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