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开明的官僚和原来的这些知识精英慢慢发现了未来发展的交集点。这个时候一些维新派慢慢地就被推到前台来，像陈炽的《庸言》、汤震的《危言》，都是通过各种特殊的关系递交给皇上的；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也在这个时候送到了光绪皇帝的办公桌上，他们都开始观察到和思考到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有问题，中国应该找出一条新路。所以“公车上书”、新媒体的出现，在很大意义上引发了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促使中国改变原来既定的发展路径。所以，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在《马关条约》大局已定的时候，清帝国很快就有所改变。5月谈判结束，协议签订。等到7月初，光绪皇帝就发布了一个重要的谕旨，叫作《举人才诏》。这个谕旨就要求选拔一拨具有世界眼光，具有真知灼见的人，来取代那些跟不上形势的人。这就意味着中国在甲午之后的改革逐步开始了。
在高层的号召下，1894年7月，两江总督张之洞的部下胡燏棻给皇上上了一个《变法自强疏》，提出了中国只有走变法自强的道路，才能够雪耻。在这份奏折当中，胡燏棻提出了一个将筹饷、练兵、工商、学校等都包括在内的近代金融体系，这是一种整体性的改革，就改变了之前那种局部改革的畸形的中国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