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决定当时史学发展的根本原因，则是复杂的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的表现：
其一，乱世中的统治者都想通过修史来总结治乱兴亡的历史教训以为借鉴，故特别重视对史书的编撰。晋人司马彪将著史提到相当的高度，他说：“立史官以书时事，载善恶以为沮劝，撮教世之要也。”[3]编撰《晋书》《蜀纪》的史家王隐规劝性好博弈的祖纳说：“当今晋未有书，天下大乱，旧事荡灭，……君少长五都，游宦四方，华夏成败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4]可见，书时事，载善恶，述成败以为劝诫，是修史的重要目的。很多王朝设置了史馆，健全了史官制度。不少帝王在即位不久，便下令修撰前代或本朝史书。魏文帝曹丕禅位后，命尚书卫觊、缪袭草创本传，修魏史；又以王象领秘书监，诏命撰《皇览》。吴少帝孙亮初即位，命韦昭与华覈、薛莹、周昭、梁广等共撰吴书。西晋武帝于即位后不久的泰始六年（270年），也下诏秘书省撰录泰始以来大事，“秘书写副。后有其事，则宜缀集以为常”[5]。东晋草创江左之初，未有史官，中书监王导立即上疏元帝曰：“夫帝王之迹，莫不必书，著之令典，垂之无穷。……当中兴之盛，宜建立国史，撰集帝纪。”[6]元帝马上采纳，命干宝掌修国史。是见帝王对修史的高度重视。其时，不少前代史和本朝史，都是受诏命而作的官书，如东吴韦昭《吴书》、晋王沈《魏书》、东晋王隐《晋书》、干宝《晋纪》、徐广《晋纪》、梁沈约《宋书》、北齐魏收《魏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