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为开创新的历史局面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14]“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15]，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繁盛景象。其实汉武帝并不单纯倚重儒术，他看中的主要是儒学积极向上的精神和教育民众的特殊效果。
昭帝即位时年轻，由霍光秉政。霍光“知时务之要”，于武帝穷奢极弊之后，“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在尊儒的同时，部分吸收黄老之术，收到“匈奴和亲，百姓充实”[16]，内外安堵的治效。其时，贤良文学与御史大夫桑弘羊就官营盐铁酒榷展开的争论，讨论了政权统治思想问题，对当时及以后的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宣帝“励精为治，练群臣，核名实”[17]，在儒术中杂以刑名，取得了号称中兴的历史成就。
儒学地位提高后，由于自身学术的发展，及禄利之路的刺激等原因，内部的派别斗争逐渐激烈起来，影响了作用的发挥，满足不了社会对它提出的更高要求。因此，宣帝亲自主持召开了石渠阁经学会议。会议缓解了儒学的内部矛盾，加强了儒学与封建政治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