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述，都不过关系大局的事；其余小小不幸的交涉，还不知凡几。国权丧失愈多，国势危险愈甚，民心的愤激，也日甚一日，这也是胜清颠覆的一个大原因。而铁路借款一事，竟直接做了亡清的导火线。
第六节　清朝的末运
中国人民的反对清朝，可以说有两种思想。
（一）民族思想：汉人的民族思想，古代较为淡薄的。所谓“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所以排斥异族，只因为其文化程度较低之故。然民族思想，古虽然淡薄，究竟不能绝无。而从赵宋以来，屡次受异族的蹂躏，所谓有激而成，民族的思想，转觉比以前浓厚了些。宋朝人讲《春秋》，把“尊王攘夷”算作根本的大义，就是其证据。清朝的政治，比元朝为清明，而其歧视汉族，实在较元朝为盛。（譬如康、雍、乾三朝，极惨酷的文字狱，就是元朝所没有的）。明末一班志士，抱“故国之思”“遗民之痛”的，实在大有其人。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都是。事虽无成，而恢复之念，实在未尝或忘。所以酝酿到后来，到底有曾静运动岳钟琪之举。又前清时代，遍布各处的会党，相传都有明末的遗民，参加组织，以图恢复之举的，其说也未为无因。其事既为志士一致的怀抱，这种精神，自然容易传播到后来。乾隆中叶以后，看似这种思想，业已消亡，实则不过一时潜伏，根子还在里头，有触即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