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社交媒体能够在很多方面影响自我效能感。通过显示“我们”有多少人，社交媒体能够改变权力关系。比如，在阿拉伯之春中，社交媒体没有发挥关键组织作用，但是它却让民众意识到有很多人对政府很不满。当无权力和被压制群体意识到“我们”人很多时，自我效能感就得到了有效提升。SIDE的策略研究表明，内群体之间的交流能力能够提升群体内的社会支持，并能提升自我效能感（Spears，Lea，Corneliusse，Postmes，& Ter Haar，2002）。但是，对于埃及来讲，关停互联网反而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这等于向民众传达了一个信息，这次运动的规模让政府有些招架不住，这更加激发了底层民众的自我效能感。
最后，传播技术能够点燃或影响集体情感。有研究研究了推特在谣言传播中的作用。大家都知道，集体骚动往往是被一个特定的能影响集体情感的事件引发。在伦敦骚乱中，警方虐待16岁女孩被认为是点燃骚动的导火索。关于这个事件的谣言流传了一天半（高峰时段在推特上每小时转发70次）且没有任何反驳。但是仅凭此就推断是社交媒体点燃了骚动的火焰似乎有些武断。因为该研究还发现，推特上比较明显的错误谣言很快就能得到平息。尽管现阶段大家对社交媒体如何影响集体情绪的机制还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社交媒体可以对在网上表达和分享的情绪产生强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