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教官有考核制度。教官除同样受到政府的考察和监察外，还有专门的考满制度。“太祖时，教官考满，兼覆其岁贡生员之数。后以岁贡为学校常例。（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学官考课法，专以科举为殿最。九年任满，核其中式举人，府九人，州六人，县三人者为最。其教官又考通经，即与升迁。举人少者为平等，即考通经亦不迁。举人至少及全无者为殿，又考不通经，则黜降。”[7]教官考满分称职、平常、不称职三个等级，以九年之内科举取中生员名数为标准，定拟升降。
整体性和封闭性　明代的学校教育通过朝廷采取的行政手段，在中央集权的统一调控下发挥作用，产生效力。明代的学校与科举合一，在重视育才作用的基础上，坚持了选才的主导性。教育系统的各个要素虽然具有各自独立的功能，职责权分明，但彼此又相互联系，突出了教育的整体性，并围绕科举这一目标运行。
明代教育具有鲜明的整体性，由此也产生了它的封闭性。明中后期心学思潮的兴起，虽对传统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和影响，但并未改变国家教育体系在科举制度轨道上的稳定运行。这样，学校教育完全成为科举制的附庸，就范于程朱理学与八股文的糅合之中，成为封闭的科举演习场，学校为养士而应具备的教育功能也就逐渐丧失。学校出身不如科举出身，这就迫使学子走中举入仕的道路，办学宗旨也必然向科举倾斜。学校教育对人才的培育，完全以科举考试的要求为转移，势必造成束缚思想、扼塞知识的流弊，导致教育的颓败。学子读书趋于声名利禄，埋首时文而弃学问于不顾，国家整个教育机制于是不可避免地要陷于封闭和滞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