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谏如流
众所周知，封建官场的一个痼疾，就是“顺旨”办事，上面怎么说，下面怎么干，只要保住乌纱帽，管他办得好不好。对此，唐太宗狠加针砭，表明了一个明君的治国才宫能。
唐太宗即位前，就十分重视谏官的选择。武德九年六月，身为皇太子的李世民，起用原东宫府有才之士王珪、韦挺为谏议大夫。七月，又任命魏徵为谏议大夫，这些谏官在谏诤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贞观元年正月，唐太宗与大臣论治，谏议大夫王珪讲了“从谏则圣”的古训。唐太宗非常赞赏，立即颁布诏令，规定： “自今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议事，皆命谏官随之，有失辄谏。”唐朝谏官包括：左右散骑常侍四人，掌规讽过失，侍从顾问。左右谏议大夫八人，掌谏谕得失，侍从赞相。左右补阙十二人，掌供奉讽谏，大事廷议，小事则上封事。左右拾遗十二人，掌同补阙。
“谏官”可以随宰相到两仪殿“平章国计”,这不仅反映了谏官地位的提高，鼓励了他们的极言切谏，而且更使唐太宗在平常视朝中听到各种不同的意见，以便全面地掌握情况，择善而从。一部《贞观政要》中，关于唐太宗与谏议大夫们的问答记载不少，可见唐太宗是把谏官当作身边的“侍臣”,往往“有所开说，必虚己纳之。”